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时期，后勤保障工作是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保障，我们党之所在这个时期能从小到大、以弱胜强，取得一系列胜利，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特别是根据地的后勤保障工作，通过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建立起根据地后勤保障体系，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
一、井冈山时期后勤保障工作面临的困难
井冈山的斗争岁月是极其艰苦的，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开展后勤保障工作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
1、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湘赣边界山多地少，位置偏隅，交通闭塞，生产力低下，农业经济落后，有的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没有近代工业，仅有些榨油之类的小作坊。境内百姓刀耕火种，过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加之土豪劣绅横行，土地高度集中，给工农武装割据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地区，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更加恶劣，很难解决军民的吃饭、穿衣和医药问题。
2、资金物资十分短缺。井冈山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和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被切断，敌人的经济封锁，给边界军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一是资金严重不足。红军战士每人每天的生活费，除粮食外，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有时，只有三四分大洋的伙食费。由于资金来源的困难，红四军取消了薪饷制，每人每月只有从伙食费中节省二三角的伙食尾子，作为零用钱，到1928年冬，连这点微乎其微的零用钱也取消了。二是物资极其短缺。寒冷的冬天来到了，许多战士还穿着两层单衣。后来虽然设法解决了棉花，却又没有布，所以战士们只能以两件单衣御寒。晚上休息时，战士们缺少床铺和棉被，也只能以门板当床，用稻草作被，称之为“稻草被”。“唯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 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故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1］敌人的封锁同样影响到根据地内的群众生活，象食盐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应时常难以为继。宁冈、永新两县，甚至一度食盐完全断绝。边界群众的副产品如竹木、茶油、笋干等，运不出去，无法进款，减少了收入，影响了生活。因而经济问题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2］1928年边界党的“二大”，概括了边界军民的艰苦生活状况，指出:“一年以来，边界苏维埃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及红军士兵群众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至了极度。”［3］
3、后勤保障设施极不完善。红军刚刚到井冈山时，部队正常运行和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后勤设施基本上是没有的，或者说是极其不完善的。一是农业生产设施落后。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工具极其落后，基本上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因没有维修而老化，农业经济极其落后。二是没有军工企业。战士打仗的枪枝弹药，主要是缴获敌人的，战士的被服也没有着落，红军的一些文件也只能手工抄写。三是商业设施不完善。原有的草林圩场由于土豪劣绅的摧残，日渐萧条，根据地商品交易极不方便。没有货币制造企业，根据地资金来源不足。四是医疗设施落后。井冈山没有像样的医院，根据地的医药也非常缺乏，受伤和患病的红军战士只能靠乡间的中医诊断，用食盐水消毒伤口，有时甚至消毒用的食盐水也找不到，致使伤员伤口发炎，伤势恶化，许多本已抢救过来的伤病员因感染而死亡。
二、井冈山时期后勤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与举措
井冈山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一个大的概念，当时边界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斗争，农业、工业、商业、贸易、医疗卫生等工作都是围绕军事斗争来开展的，都是后勤保障的范畴。为了加强根据地的后勤保障工作，面对当时如此艰难的生存条件，毛泽东领导边界军民开展了一系列生产、改革运动，在发展方针、经济政策、管理制度、后勤举措、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勇于开拓，大胆创新，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根据地后勤保障体系，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军民一体化的发展方针。井冈山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军事需求与民用需求的矛盾非常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军民一体化”，但“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就充分体现了军为民、民养军的军民一体化思想。一是发展军民一体化的农业。毛泽东和边界党除了打土豪分田地以调动农民积极性外，还要求红军指战员、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发动农民整修了许多圳坝等水利设施、道路，大力发展了粮、棉、油等农产品，改善了农产品结构，当时农业布局与农业结构是完全军民一体化的。二是发展军民一体化的工业、贸易和金融。如创办了许多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小型军械修理和军需厂，这些工厂大都以军品生产为主，既保障了红军的后勤需求，同时也兼顾了当地百姓的实际需要，在劳动力上也主要依靠当地人民。红军还注重通过贸易关系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如向军需厂收购被服、雨具，向群众收购旧弹壳等。红军通过积极发展军民贸易，将军队的物资供给市场化、群众化，从而获得了更广阔的物资来源。三是发展军民一体化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在军民一体化的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十分注意密切边界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这些领导同志都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毛泽东亲自下田割禾，将木炭和棉大衣送给孤寡老人；朱德不顾年龄大、路途远，亲自参加挑粮运动；彭德怀给茨坪人民发银元；陈毅赔水桶；肖克送鸡等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由于实行军民一体化的方针，根据地充分利用和开发了资源，科学地解决了军民需求矛盾，形成了军民一体、同心同德、鱼水情深的局面，打造成了敌人打不烂、攻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2、积极有效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则在敌人势力继续稳定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时，则割据的前途是很困难的。这经济问题之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的注意。”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边界党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新经济政策：一是制定正确的农业和土地政策。在1928年10月14日召开的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并于是年12月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布施行。《井冈山土地法》在土地分配标准、土地税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分别了几种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措施。“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边界党还领导人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有:颁发布告，动员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在1928年5月就颁布“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良田。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的布告;组织红军参加农业生产;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耕田队，调剂劳力与农具耕牛余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二是实行优惠的工商政策。一方面，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井冈山时期，根据地与边界存在的税种有盐税、田赋、鸡鸭屠宰税等。为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积极兴办各种工商组织，边界党在这一时期采取了种种工商减免税优惠政策，如：“取消盐税、田赋厘金、印花烟油税、鸡鸭税、屠宰税、硝盐税、百货捐等一切苛捐杂税，规定适当的土地税的资本税。”［4］另一方面，出台“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针对私营（工）商业过“左”的政策，毛泽东和边界党及时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政策，如“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的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5］同时，降低税率，保证正当的商业行为和商业收入，鼓励私营商业发展。三是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政策。为了繁荣边界商品贸易，开拓商品交易市场，在坚决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的同时，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政策。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后，毛泽东和边界党对草林圩场作了整顿改造，“严禁开设烟馆、赌场与妓女堂，不许哄抬物价、短斤少两、商业诈骗，加强圩场秩序巡逻，维持买卖公平”［6］。同年5月，一个连接五县边界的大陇新圩场建成，每逢圩日，湘赣边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圩场人山人海，商贾如云，自由贸易，物价稳定，成为草林圩场外，井冈山又一个商品交易和集散地。四是制定根据地金融货币政策。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毛泽东、朱德根据王佐的建议，在井冈山上井村创办了红军造币厂。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造币厂。红军造币厂建好后，为了使根据地的金融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边界党政军机关对根据地内的金融货币流通采取了多种措施:(1)规定发行“工”字银元为根据地内货币流通的主币；(2)确定银毫、铜板、制钱为根据地内流通的辅币；(3)主币与辅币、辅币与辅币之间的换算因地而异；(4)在军队和地方实行严格的薪饷及经济管理制度；(5)在各地开办的红色圩场中，广泛宣传推广“工”字银元。五是制定保护劳动者的政策。1928年１月，颁布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其中涉及到劳动者的经济保障措施有三条：“第十条：制定真正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星期例假休息照给工钱，男女工作同等要得同等工钱。第十一条：工人应该（给）适合他们生活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钱。”“第十七条：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７］1929年，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公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同样指出：“商人只要赞助革命，共产党就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保护他们营业自由！”。［８］根据地实行的这些新经济政策，满足了边界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并从法律上使农民的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障；同时由于执行了正确的工商、金融和保护劳动者政策，调动了商人做生意的积极性，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还拉近了边界党组织与工商阶层的距离，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为根据地开展后勤保障工作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3、民主严明的管理制度。严明的制度，民主的管理，是井冈山时期后勤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特征。一是制定严格的军纪。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４日，考虑到即将上井冈山，毛泽东在宁冈县荆竹山，向部队宣布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拿群众一个红薯。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毛泽东在遂川开展工作期间，又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翌年１月，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这两项。这些军纪当时主要是为了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但客观上对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起到了重要的纪律保证作用。二是实行民主的管理制度。毛泽东用“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礼节，经济公开”来表述官兵在政治上的平等保障。在生活待遇上，红军官兵“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９］当时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１０］。所有这一切，都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勤保障工作营造了民主和谐的氛围。
4、切实可行的后勤举措。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为了解决根据地的基本后勤需要，在大力开展农业生产运动、发展根据地商业经济的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后勤举措。一是创办红军军械处。1927年10月，毛泽东和红四军在宁冈茅坪步云山将地方武装袁文才的修械所进行了扩充，并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修械所”。井冈山会师后，修械所正式改为“军械处”。工人出身的军部特务营长宋乔生担任军械处处长。军械处成立后，工人逐渐增至20多人，设备也有所添置。1928年7月，经毛泽东提议，军械处从步云山寺迁至茨坪。军械处工人运用各种土办法修理枪枝，制造梭标、大刀、鸟枪、单响枪等武器，同时，帮助群众修理农具。为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立下功劳的一门迫击炮，就是在军械处修好后，扛上黄洋界使用的。二是创办桃寮被服厂。1928年年初，工农红军攻占吉安遂川县城，缴获一批布匹和几部缝纫机，运回宁冈茅坪后，边界红军后方留守处负责人余贲民按毛泽东指示，在桃寮村张家祠创办了根据地被服厂。被服厂工人后来发展到130多人，主要生产部队所需的军衣、军帽、子弹带等。桃寮被服厂的成功创办，是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对初创时期红军和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三是创办红军印刷厂。1928年5月，红军攻打江西永新县城，缴获敌人一台四轮石印机，抬到宁冈茅坪象山庵。因不会使用，8月又运至井冈山茨坪。后经宁冈县宣传部长刘辉霄的多次试验才成功。井冈山时期，红军印刷厂用洋油、火烟灰掺合猪油制成油墨，印刷了许多文件、布告和宣传品。1929年元月，红四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前颁布的四言体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就是该厂用石印机印制的。四是创办红军医院。毛泽东和边界党对卫生工作非常重视，把建设好红军医院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三项措施之一。1927年10月三湾改编后，在茅坪攀龙书院旧址成立了红军医院，这是红军的第一个医院。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患病的很多，加之战斗频繁，每作一次战，就有一批伤员，特别是经过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几次战斗后，部队伤员增至500多人，于是将红军医院由茅坪迁至大井。1928年8、9月间，为减轻群众负担，毛泽东提出在小井修建医院，使伤病员集中居住，便于治疗和管理，当时虽然红军医院生活很艰苦，治疗条件很差，可是红军伤病员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很强的。
5、不断壮大的后勤干部队伍。井冈山时期，红军刚刚上山时人数本来就少，真正懂后勤保障工作的干部就更少了，基本上很少有专门从事过后勤保障工作的同志。在毛泽东和边界党的领导下，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干部在艰苦的环境中去摸索，去实践，培养和锻练了一批我党我军最初的后勤干部。井冈山时期最杰出的后勤领导干部就是担任后方留守处主任的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师长、前委委员、毛泽东称之为“贲老”的余贲民。当时留守处负责统管工农革命军的军官队、军需处、卫生队、辎留队、机炮连等后勤单位。后来的桃寮被服厂，也归留守处管理。实际上，后方留守处包揽了部队所有的后勤工作。部队所需的粮、盐、油、穿衣等问题，都得由留守处解决。余贲民实际上就是前委和工农革命军的“后勤部长”。在他手下工作的后勤领导还有宋乔生、曾士峨、吕赤、何长工、范树德、杨立三、林善宾等。这批后勤干部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出色地完成了繁重、琐碎的后勤保障工作，为之后的中央苏区和抗日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井冈山时期后勤保障体系的经验和启示
井冈山时期所建立的后勤保障体系，是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的建立，为我党我军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后勤保障工作经验，为新时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根本保证。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和边界党一直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根据地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在毛泽东和边界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后勤保障工作也一样，由于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加强了对后勤保障工作的领导，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有效、切实可行的后勤保障措施，才使根据地的后勤保障工作开展地有声有色。新时期，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军队国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后勤保障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后勤保障工作做得不好，现代化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就必须切实加强对后勤保障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基础。经济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保障。毛泽东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11］所以井冈山斗争时期，后勤保障工作始终坚持抓好经济建设，首先解决好军民的吃喝住穿等问题，井冈山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致力于农业生产，创办军事工业，活跃商品和货币经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巩固了红色政权，达到了经济发展和战争胜利双赢的目标。当前，围绕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毫无例外地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把增强后勤保障的物资基础作为首要任务来完成，充分发挥经济实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基本原则。井冈山时期所开创出的这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是相当不易的。黄克诚曾经说过：“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在后勤保障工作上，毛泽东和边界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打破陈规陋习，敢于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建立了红军第一所医院，办起了第一所造币厂，颁布了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土地法，第一次设立公卖处和公营商店，这些都是伟大的尝试，都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伟大举措。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后勤保障工作，不管是军队的后勤保障，还是机关的后勤保障工作，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同样需要打破许多常规的体制、思路和做法，要像井冈山时期的干部那样，大胆地去闯，大胆地去干，才能做好新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后勤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核心理念。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发展经济，做好根据地的后勤保障工作，毛泽东和边界党从一开始就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注重维护根据地的公平正义，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如：实行土地革命，让农民分得了土地，解放了根据地农村生产力；团结和保护小商小贩和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红色贸易；废除了剥削阶级森严的等级制，军民不分官职大小，一律都要参加生产劳动;破旧立新，让妇女也参加种田等等。由于措施得力，行之有效，为根据地的后勤保障工作凝聚了人心，整合了力量，创造了军民全力支持后勤工作的生动局面。新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才能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好后勤保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全面考虑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积极构建和谐后勤。
第五、建设一支素质高、作风硬、业务精的后勤干部队伍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前提。队伍建设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井冈山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培养锻练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后勤干部队伍。后勤保障工作，都是一些繁杂细小的事情，但是每一件事都牵涉到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工作的正常开展。新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对后勤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培养一支素质高、作风硬、业务精的后勤干部队伍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我们要切实加强后勤干部队伍建设，认真抓好各行各业后勤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后勤干部的政治素质。要加大后勤干部培训力度，按照现代后勤发展的要求，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培训，提高后勤干部的管理水平和业务技能。○
注 释：
［1］［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编写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 ［9］［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7］［8］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Ｍ］．江西南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1984
［5］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Ｍ］．江西南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1981.
［6］ 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Ｍ］．江西南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198７.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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